然而新聞品質的低落與道德淪喪卻是不爭的事實。不知曾幾何時，各家新聞台不知道是真的想找到狗，希冀能把被咬掉的良心拿回來或者是想證明自己依舊是個有反省能力的媒體，於是紛紛開闢了某個時段聽取電視機受眾的意見，然而這些問題是整個產製過程下的副作用，這些不知是敷衍還是沒抓到病因的自我檢討節目，的確沒有改變什麼。

　　台灣的新聞當然不只在台北發生，可是台北的編輯檯權力卻是好比「中華台北」隊，很多地方新聞雖然是發生在盆地以外，不過只要一通電話，位高權重的台北總編輯可以做出很多要求，例如把這個點多做出一條新聞，亦或是越過濁水溪指責你為什麼漏掉這條新聞(即使這條新聞窮極無聊甚或是造假捏造出的)，有些非戰之罪並不在記者身上，然而出現在觀眾面前的跳樑小丑卻是記者本人(尤其是文字記者)。

　　從筆者先前提到的無用自我檢討節目來看，主持人聽了學者的意見，並且也似乎誠懇的傾聽觀眾的炮火，但是為什麼我目前還沒看到任何一家新聞臺敢給基層一線的記者們和台北權力核心在鏡頭前平等對話的機會。不好意思，這個建議真的是太天真了，工作這麼難找，不要鬧了。

　　看不見的理想隨著疲憊而瞬間消逝，於是我們只看到麵包裡面的餡料。質素再好的記者在這種環境也是枉然，這句話好像在哪裡聽過？沒錯昰棒球場上，如果這個時間有Ｎ次元的空間存在，那台灣人對事物的看法永遠只停留在平面橫向捲軸的紅白機任天堂。例如我們擔負了太多壓力的棒球隊只要表現不如預期，責怪第一線場上的選手成了反射動作，這可真是個矛盾的現象，整個台灣的棒球出了問題，竟然只怪那幾個選手、教練，偉大的政府可以撇清責任嗎？長期大環境的政策與方向往往會導致許多事情的格局；中華職棒聯盟可以置身事外嗎？你們到底改變了什麼？跟政府爭取了什麼？如果按照這個邏輯推斷，我們只要把經費直接撥到一線的棒球單位就可以了，何必浪費錢呢？

　　一線的記者根本沒有權力改變光怪陸離的新聞現象，而是道貌岸然的媒體高階主管以及出錢搞媒體的大老闆。所謂的「弱智媒體」名詞一誕生，到底有幾個赫赫有名的媒體大頭出來道個歉，出錢的難道沒辦法改變這一切嗎？能按照自己意思控管新聞內容的傢伙又豈能置身事外？你們何不承認現在的新聞品質就是在高收視率為前提下的最低水準。另外一個現象和中華職棒也很類似，由於新聞媒體並不是個營利單位(看看東森新聞和東森購物就知道兩者之間的差距)，所以薪水福利都極為有限，這也就不難了解為什麼新聞主播的大聯盟不是在美國，而是在演藝圈，在社會價值和追尋自我的路程上，新聞行業的烏煙瘴氣以及社會地位的急墜身亡都在消耗一個新聞從業人員的衝勁和自我要求。等到時間久了，日復一日地把新聞像罐頭工廠包裝隨著輸送帶帶給受眾，也就不令人驚訝了。《女王的教室》中的阿久津真矢說：「人失去好奇心，就和死了沒兩樣。」知名新銳影評林木材說：「因為夢想，我不再是我。」台灣的新聞媒體正在流失這些元素。

　　如果媒體的大頭們認為記者的素質很好，那我真的是無言以對。假使他們有自知之明的話，到底又做了什麼？一個好記者的養成也不是簡單的事情，尤其學校教的東西幾乎無法和現實接軌(雖然那比較像人)的狀況下，媒體大頭們又想到了什麼辦法？

　　追根究底，因為媒體成了權力者的工具，所以地狹人稠的海島上才會到處林立SNG，一邊違反市場規模的需求，另一方面卻又僥倖的希望賺錢。二十四小時的篇幅太大，無力填滿所以粗製濫造。如果在媒體結構中處於上位者都以清高自居，那底下的小記者們會不會如MIB星際戰警第一集中的湯米李瓊斯一樣，看看或許沒有光害下的滿天星斗，而怯怯地望著自己的雙手。

　　媒體的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淪，絕對不是只取決於基層一線的記者們。頭(銜)越大，責任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