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提個不相關的事情,前幾天有個中校被老婆投訴連劈六女登上蘋果日報頭版,並不是因為這位英勇的國軍有本事在床上「發揮國軍勇猛的戰力」,只是因為這傢伙是「阿扁大總統的侍衛」。郭台銘之所以紅只是因為這些人動見觀瞻,不分宮內宮外,所以,道德審視的標準,「一體適用」。

我們在「品評」郭台銘的逢場作戲說,有沒有思考過,其實,我們可以不需要如此地義憤填膺。
尤其是這個人只是一個在台灣最有錢的普通人,只是在這個陳年舊事當中表現出他急欲脫身的不擇手段,先抹黑女方拉抬自己,這種「偷吃不擦嘴」、「下床就翻臉」的行為,在日常生活不也經常見到嗎?
 
要是尋常百姓,沒給分手費,或是連劈十女,未必會有「新聞價值」躍上頭版。只是不確定一個異常的社會,會不會將連馭百女當成偶像,就不得而知了。究竟新聞價值的目的還是為了報社要搶錢,郭台銘成了報社的最佳推銷員,大家罵得越兇,報社的收入就越多。

東漢末年開始流行對人物的品評,光是每個月蹲在家裡喝咖啡聊是非,就養出了許邵這種人物,而他這套靠一張嘴說長道短的心得,節錄成一本小冊子叫做《人物志》。
這許邵的行情頗高,當時的一般等閑,還沒機會讓他品評,時至今日,當我們在「痛批」郭台銘的同時,是不是也在反應著我們藉著壓低郭台銘的地位與我們一樣的齊平?不過,我們都忘記一件事,人再怎麼有錢,還是人,並不是資產越多就會是聖賢。尤其是只要能證明台灣第一富商的私生活不過爾爾,更有助於增強社會大眾的自尊心,以及非議逢場作戲的道德立場。

陳文茜在4月28日蘋果日報論壇的「富商沉淪記」,點出社會大眾在這個陳年舊事中扮演「窺淫」的角色:「我們所以尋尋覓覓解讀他人的私生活,當然是因為怨妒某「強人」在公眾社會面的傑出;我們忍不住想揭發這位『偉』男子或『偉』女子,風光表面下的荒唐愚行。」「我們的人性免不了恨或不平,把它堂而皇之轉化為道德,是中國人源遠流長的假道學。」

在陳文茜的觀點中,「品評」與「批判」是假,「窺淫」才是陳文茜「項莊舞劍」投射自我並指陳社會大眾的真正目的。

的確,台灣每隔一陣子就會上演類似的富商與女人產生糾葛的大戲,手段低的「逢場作戲」,不外乎是錢給得少成為導火線;手段高的「逢場作戲」,只要肯給,很少會出事的,除了「鄧香妹」這個誇張的例外。
而圍觀者,無論如何除了捧著道德神主牌,拼死命打,好像也沒有別的招數了。畢竟,婚姻關係中,冒出一個第三者,除了用無上的道德倫理,和「兩情相悅」的激情大對決,也別無他法

不過,同樣的品評郭台銘,4月28日的蘋果日報論壇版一篇「郭董讀書少陳女犯錯多」是署名「潘穎薇」的學者寫的,觀點就遜到不行,其內容拉拉雜雜提了一堆當代情婦證明「陳崇美」是蠢情婦,也罵郭台銘只要引用杜牧的《遣懷》:「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就能從輿論撻伐中輕易脫身。
如果這種邏輯可以成立,而且無限上綱的發展下去,當郭台銘能引詩附庸風雅,就能以「優雅的姿勢」打發記者的扒糞,終究,我們被迫要原諒阿扁大總統吟詩而開脫這幾年幹過的種種好事。

看到這位副教授的結論是:「其實男女兩情相悅,和則聚,不和則分,已婚有子女,收入低的拿贍養費、孩子扶養費理所當然,未婚的如果要分手費只是不甘心,而給錢的也只是富人的權利、並非義務,至於戴紅帽招桃花、進酒店跳探戈找老婆,倒不如想想開卷有益及『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附加價值吧!」

這種結論,表面上看起來,和一般人戴著道德眼鏡看待,似乎有點不同。只是,多多讀書,就能強化自己的品味格調,這種邏輯,轉得未免太硬了吧?把開卷有益拿來當成泡妹把馬子的工具,就是多讀書的附加價值,請問,要是郭董學富五車,且連劈百女,這樣就能證明一個男人的品味格調嗎

有沒有想過,品嚐記者扒出舊糞的人群,並不會因為假設郭台銘具有學歷高,多讀書,會吟詩,懂品味,有格調的條件,輕易放過郭台銘在婚姻關係的背叛與對情婦的無情的嘴臉。尤其社會大眾以「元配」的立場,以「人格者」的眼光,哪有可能讓你吟著杜牧的《遣懷》詩徐行優雅的從這個社會道德事件簿中輕易的脫身,就算郭台銘開記者會背完唐詩三百首也難辭其咎吧!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名人隱私」讓社會大眾感到好奇,講白話就是,每個人都想知道郭董事用什麼姿勢趴在情婦身上,甚至郭董的蛋蛋有沒有多兩粒或者是方型的,這跟郭董會不會吟杜牧的詩並沒有關聯性。

如果本質是猴子,並不會因為猴子穿上西裝,坐在總統府辦公室的大位上,就能當總統。一如再怎麼吟詩,並不能改變在婚姻狀態下曾經「逢場作戲」的事實。就算郭董會背唐詩三百首,頂多只是證明,原來這個有品味的男人,也和全天下的男人一樣,都只有兩個蛋蛋。

那麼,你覺得我對「潘穎薇副教授」那缺乏邏輯的說法相當不以為然,有沒有幾分道理?

我想,我們還是換個角度來看這件事。

太史公在《史記.貨殖列傳》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他站在經濟觀點將所有人歸類為「經濟動物」,為了「利」而來來往往。

一個商人的行為,還滿符合《貨殖列傳》的原則,你要怪他什麼?

豈不聞白居易的「琵琶行」:「商人重利輕別離」,這還有什麼好說的?

清朝侍郎劉墉陪著乾隆皇站城頭上看著往來的客商。
乾隆問劉墉:「世間分幾種人?」
劉墉答道:「兩種人。一為名,二為利。」

你會不會覺得把全天下人歸類成為「經濟動物」的作法太粗糙?
你會不會覺得天下人分為名利兩種的說法太攏統?

如果你覺得他們說的是正確的,我只能說,你「看破世情」,是滿世故的。

如果你不以為然,認為你是有感情的動物,或是熱血的青年,那麼,很恭喜你,有事沒事記得到捐血中心報到,這個世界還有很多人需要你那澎湃激昂的熱血。

我們對於郭台銘的「逢場作戲」說,應該不需要這麼義憤填膺,更不需要像「潘穎薇」沒啥邏輯,又笑人家不唸書,況且唸了書不見得高尚,不唸書也不見得卑劣

好像面對這種社會事件,除了死抱著道德與人格的選邊站,以倫理道德對抗富商的財大氣粗與逢場作戲,別無他法?

前面提到「品人」這種「傳統優良美德」,這股風潮到現在,依然盛行,在第1014期的商業週刊特別以「品人」作為主題。
商業週刊的訴求在於,商人想要賺錢,就要懂得如何「看人」,才能用對人,這是從「商業利益」著眼的觀點,正因為大家老愛聊八卦,有人講出一套心得,也才造就「易中天」這號人物在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論壇」靠著「品三國」的鹹魚大翻身。

其實,劉墉的「名利說」已經為我們找到一個很好的出口。
就像郭台銘問在場記者:「有沒有逢場作戲?」
已經把全天下男人分成「有逢場作戲」和「沒有逢場作戲」的兩種人。

也沒有想過這種非常粗劣的二分法有沒有可能作出更細緻的分類,一如以下的示範:

成龍的「犯了全天下所有男人都會犯的錯」,是不是相對會突顯出「沒有犯過錯的男人」和「沒有機會犯過錯的男人」,以及「還來不及犯錯的男人」,或是「已經犯過錯的男人被原諒」及「已經犯過錯的男人卻不被原諒」,還有「和成龍一起走進犯錯俱樂部的同好」,甚至是「在男人犯錯俱樂部中拿到幾百張VIP卡的國王」,最後還有「曾經犯錯正在勞改贖罪中的男人」……

郭台銘的「逢場作戲」說亦可作如是觀。

人不會只有一種,也不會只有兩種,更不會只有三種四種……
在這個世界上還有種種吃一樣米養大的百百款男人,和不同款的女人。
若不是如此,千餘年前的許卲到今天的易中天,有可能靠著月旦臧否而紅透半邊天?

倘若真有必要為了一個財大氣粗的有錢人的一句「想當然爾」而槓,或者,我們應該要多學學易中天這樣「品人」品出一點學問來,品出更多與眾不同來,千萬不要像「潘穎薇」的多唸點書就不會只知道「逢場作戲」。

終究,要翻牆的女人,要偷腥的男人,不因為他們會背唐詩三百首或是開卷有益,而脫離他們在愛情與婚姻中的背叛者角色,頂多,只能以優雅的姿勢為著背叛婚姻或感情而潤色。

劉禹錫有詩云:「高髻雲鬢新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因為他老看人家有歌伎可以狎玩,難得被請客一次,只是要請他吟詩助興,不得不酸人家兩下,說人家是「司空見慣」。

畢竟,台灣的殷商富豪很有機會「司空見慣」地「逢場作戲」,你我很難有這樣「司空見慣」的機會犯下逢場作戲的錯誤,因此,我們可以大大方方的指著人家說:「卑鄙無恥下流賤格。」

如果,吟詩能讓偷情浪漫化與合理化,不妨捫心自問,一旦逢場作戲的「機會」大於「缺乏逢場作戲的主客觀因素」,有多少人願意死抱著「倫理道德神主牌」,死命的對自己喊著「存天理去人欲」,會不會讓心裡頭逾牆的掙扎在內心激盪不已。

陳文茜認為,這類社會新聞的愛情糾葛,多半來自於「毀滅性的恨」,而社會大眾的撻伐,在某種層面而言只為了宣洩心中不平的妒意,甚至是投射自我的角色在社會事件中。

退一步想,拿掉我們那潛意識中的投射心理與被害者情結,還有那種宣洩不平的恨意,想想看,如果今天擺在報紙頭條的新聞,是郭台銘捐了多少錢作公益的時候,我們會不會討論得如此慷慨激昂?甚至我們起而行地發動募捐響應義舉?

不過,當我們非常在意「逢場作戲」這個說法,採取順從這種與對抗這種說法的立場,是否也在暗示著我們已經毫無保留的接受郭台銘那一套天下無雙的「品人學」?

怎麼不試著從「逢場作戲」的無謂對抗中跳脫出來,建立自己的一套「品人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