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14 06:55 ｜｜點閱：4900
這是一位從大陸移民美國的美籍華人作家沈寧(詳附註)﹐到台北旅遊六日的感受。原文刊載於2008年3月的世界日報。正當台灣人為了大選爭得面紅耳赤之際﹐聽聽大陸朋友怎麼看台灣﹐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人在海外，只通過報紙和電視發布的點滴去認識台灣，結果是負面的，以為台灣政府績效不彰，官員品格拙劣，台灣人素質低下，文明缺乏，社會混亂，令人覺得恐怖，乃至若干年前有機會在台北謀得一份很好的工作，也推掉了。
最近去了一次台北，發現過去多年的印象，至少百分之八十都錯了。台灣政府確實績效不彰，官員品格確實低下，但僅此而已，就我個人所見，台灣人（至少是台北人）的素質文明，已達到就中國人而言的最高度。
我是第一次去台灣，希望親身了解真實的台灣社會和台灣人，所以推辭了接待單位的盛情，爭取更多個人單獨活動的機會。台北之美，固然依賴於台北飯店之眾多，夜市之繁榮，小吃之豐富，飯菜之精美，但更加吸引著我的，卻是台北的人，普通市民們。
走出桃園國際機場，立刻體驗台灣人敬業樂業的精神。我找到長榮公車櫃檯，買票坐車到台北。從桃園到台北，一小時路程，票價一百三十五新台幣，折約四?五美元，實在便宜，美國丹佛這樣的公車，要貴一到兩倍。我對台北毫無所知，詢問去下塌旅館哪站下車，他們拿出汽車路線圖，指給我看，並用紅筆勾出下車站名。我又問在台灣怎麼打公用電話，他們詳細告訴我，講解幾種價格，告訴我省錢竅門，給我換了幾枚硬幣，說是還有十分鐘開車，我可以先在候車室打兩個電話，指給我用哪架電話機。
在台北期間，我因故換過兩家旅館，沒有來得及告訴妻子更新電話號碼，怕她打來找不到，跟前台服務員一講，他不僅在本旅館電腦上做紀錄，以便所有服務員接到找我的電話，都能轉給我，而且分別打電話到我原先住過的兩家旅館，請那兩處的前台做好紀錄，凡有美國來電找沈先生，便將電話轉過來。那兩邊的服務員，也都很樂意地答應下來。
事情都是小事情，但我看出大意義。他們既沒有板了面孔，愛搭不理，也沒有「堆滿笑容」，為賺你的錢而忍痛做出「笑模樣」，或者臉上帶「笑」卻心不在焉。我所見到的台北服務員們，臉上總是很和氣，很真誠，也很認真，似乎那樣做很自然，很平常，讓我覺得自己並不比別人低賤，也不比別人高貴，所以很舒服。
我住在忠孝東路和復興南路的交點，是台北鬧市區的中心，每日從早到晚，車水馬龍，熱鬧非常。早晨上班高峰，捷運（地鐵）忠孝復興站裡人湧如潮。但擠在人群中，隨眾進退，發現台北人雖然匆忙，卻曉得禮讓，頗有君子風，儘量避免相互碰撞，偶有稍微擦碰，也知互道歉意。事實上，不論在馬路上、車站裡、公車上或是商店裡，我從無一次見到有人橫衝直撞，也不記得見到手插褲兜口叼香煙走路的行人，或者有人隨地吐痰、亂丟垃圾。
更令我驚訝的是，即使在捷運車站裡，人滿為患，卻似乎並不喧鬧。那是我在任何中國人聚集之地，從來沒有體會到過的。公車上，飯館裡，就算西門町那樣的熱鬧地方，包括年輕人在內的台北人，都懂得儘量保持安靜，不高聲喧譁，影響他人。我從經驗總結：喧鬧與文明成反比。喧鬧之地，必是文明低落之處。喧鬧度越高，文明度越低。而凡文明之地，自然不見喧鬧。由此可知，台北人的文明程度實在相當高了。
此言不虛，有例為證。在台北乘捷運，站內上下自動扶梯，所有乘客都自覺站在右側，空出左半邊，讓趕路人走。我從未見到一個人，站在左半邊，即使整條扶梯左側都空著。最可愛那些中學生，也如此守規矩。中學生本來是最調皮的一群批，喜歡結夥說笑走路，可一上扶梯，便都自覺站在右側，絕不為說笑方便，擠在左側擋路。
捷運車廂內，靠門處安排博愛座，即老幼病殘專座。我每天乘幾次捷運，經常看見那博愛座都空著，許多乘客站在旁邊，卻都不坐。上下學時，很多中學生乘車，也都站在博愛座前聊天，絕不占座位，特別有規矩。一次我見到有人抱個孩子上車，立刻有四、五人同時站起讓座，令人感動。
捷運車站台，每個車門前地面，都劃了斜斜的排隊線，我發現不論多麼擁擠的時刻，所有乘客都會自覺依線排隊，絕不亂擠，而且永遠先下後上，絕無搶先之舉。我在台北六天，街道上、商店裡、公車上或飯店裡，無論何處，從未見到一處有人發生爭執，臉紅脖子粗，更別說罵架甚至鬥毆。中國人聚集的市面，能做到如此，實在是讓我感嘆萬分。
台北是個大城市，馬路上行人多，汽車更多。自行車極少見，但輕便摩托車成千上萬，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上下班時可說震耳欲聾。但我發現，市內交通亂中有序。十字路口，每遇紅燈，大群摩托車都會停下，而且全部停在停車線後面，幾乎看不到有人搶出白線，停在人行橫道上。左轉單車，也都會停在專設的左轉區內，規規矩矩。行人過馬路，從不亂竄，都走行人穿越道，遵守燈標。所以雖然車多，還是很有安全感。
我相信，這是台北全民崇尚推廣文明五十年的偉大成果。上世紀後半段時間，當有些地方把野蠻落後當作光榮來崇拜的時候，台北社會開始對三代人進行不屈不撓的文明教育，已見碩果纍纍。現在台灣實施十二年義務教育，所有青少年都起碼高中畢業，進一步建設文明社會，更有雄厚基礎。
因為時間關係，我沒有到重慶南路的書店街去逛，只是在瞻仰國父紀念堂的路上，順便去了誠品書店，覺得真舒服極了。台灣出版書籍，講究紙張裝幀，所以擺到架上總是很好看，毫無簡陋低賤之嫌。書店之大，之整齊，之華貴，顯示著書世界的壯美。裡面人並不少，但極安靜，絕無擁擠雜亂之感。我走了走，買了一套自己多年前出版的《嗩吶煙塵》，當晚要送人，又買了一批音樂唱片，價格都比在美國便宜一半，真想多買，卻苦於無法攜帶太多行李。
我星期天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參觀，看到許多家長帶領七、八歲的孩子，細緻觀看各種展物，低聲地講解，耐心地回答孩子的問題。我看到孩子們驚喜的眼睛，景仰的神情，家長的笑容，非常感動。我想，那些家長肯定都受過高等教育，並且希望下一代也具備深厚的文化素養。這樣的孩子，長大之後，當然會成為文明的人。而且由此可知，不論有人怎樣地企圖切斷歷史，中國文化將永遠代代承傳，延綿不絕。
我向台北的友人們談到這些，讚嘆不已。他們則幾乎一致表示，我選了個不幸的時刻，來到混亂的台北。十年之前的台灣，遠比現在好得多，到處是欣欣向榮，愉悅和諧，人與人之間充滿親切和溫暖。這八年來，台灣被挑起族群仇恨，社會分裂，經濟衰退。我對台北的讚美，倒使台北的朋友們十分感慨，想起過去的美好年代，似乎已是很遙遠的事了。兩個台灣影視界的朋友，跟我吃兩次飯，嘆了幾次：實在懷念過去上學讀書的歲月，雖然生活不那麼富足，但真是和平快樂，無憂無慮。
我到台北的第二天，是台灣政府拆除中正紀念堂牌樓上「大中至正」四個字的日子，所以我一早趕到現場，拍照留念。在報紙上讀，或電視上看，紀念堂前好像萬眾擁擠，衝突頻頻，混亂不堪。實際上，當時在場不過三、五十人而已，警察護衛和新聞記者及工人人數，倒比聚集的市民還要多些。媒體特別是電視，實在過度誇張，不光誤導民心，而且給台灣人的品格素質抹黑，確是不該。台北人根本不是那樣子的，那天星期五，幾乎所有台北人都在正常上班，很少人願意去湊合參加這個政治鬧劇。
也在中正紀念堂前，我看見綠營的人排隊呼口號，也看見有人高舉青天白日旗示威。一個婦女靜坐地上，舉著一本雜誌，向路人講解紀念堂的建設。兩三隊警察都背著手，站在旁邊看。聽見一個警官指示部下，見此種種，只要民眾不發生肢體衝撞，警察不得干涉，公民有表示自己觀點的權力。記得弟弟在台灣工作時，十月一日曾看見有汽車高擎五星紅旗，環街慶祝而不受阻止。這種場面，發生在美國，毫不足奇，可發生在中國人聚集的地面，真真讓我驚訝不已。
紀念堂廣場上，成群的和平鴿，漫步在森嚴的鐵絲網前面，看到很感痛心。那情景，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圖片上見到過。想不到居然發生在今天，在相當文明了的台北市中心，可見台灣政府確實太落後於時代了。不過，我願意相信，這只是暫時的。美國有句話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既然台灣人已經走入了理性和文明，他們就一定能夠選舉出理性和文明的政府，造就理性和文明的官員，建設理性和文明的社會。
在台北短短六日，對台灣社會和台灣人有了近距離的認識，並因此增加了許多信心，相信中國人還是有可能達到高度文明。所以我尊敬台灣人，愛戴台灣人。如果有機會，我願意再次到台灣去，享受一個正常、理性、文明的中國人社會。
類似沈寧有這樣體會的大陸朋友﹐我在美國也碰過幾位。一位是沙先生﹐上海人﹐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他正在上海交通大學就讀﹐因為發了幾句牢騷被打成右派﹐帽子一戴就是廿年。文革結束後﹐中國百廢待興﹐沙先生因為英文沒有丟掉﹐被派到武漢大學教書。幾年後﹐有個機會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者﹐人事單位說他曾經是右派﹐不同意他出國﹐但校長支持他。到了哥大一年後﹐他把握機會申請成為電腦專業的碩士生﹐畢業後就留在哥大工作﹐家人也陸續來到美國﹐一晃眼已經廿多年。
去年四月﹐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參加一項反右派運動50年的研討會﹐認識沙先生﹐沙先生提到他2005年第一次到台灣﹐感受和沈寧完全一樣﹐人與人親切和善﹐搭車文明有序﹐書店充滿文化氣息。沙先生說他在大陸生活了40幾年﹐在美國過了20多年﹐但現在卻覺得台灣才是他的心靈故鄉。我問他為什麼？他解釋說﹐大陸雖然是他的祖國﹐但共產黨實在太可怕了﹐讓他只想遠遠地離開這個讓他飽嚐痛苦的地方。美國是他的第二故鄉﹐給了他重生的機會﹐但生活久了也知道自己只是個過客。反倒是台灣﹐雖然他才去了幾天﹐卻讓他有回到故鄉的感覺。
還有一位朋友姓王﹐他說有一回到台北去﹐搭出租車時不慎掉了包包﹐真把他給急死了﹐因為證件、機票、金錢都在裡頭。朋友趕緊幫他打電話給警察廣播電台﹐他原沒抱太大希望﹐因為這種事以前在大陸也碰過﹐總是石沈大海。沒想到才一個小時﹐就接到警廣小姐的電話﹐告訴他有一位計程車司機把他的包包送到電台來了。他高興得無法形容﹐心想一定要謝謝這位好心的司機。結果到了電台﹐櫃台小姐告訴他司機不肯留下電話。他拿回包包﹐心情很激動﹐覺得台灣人真的很了不起。
另一位朋友姓張﹐他說自己跑過幾十個國家﹐喜歡從交通工具看一個社會。他對台北捷運以及台灣高鐵都讚不絕口﹐不但設備新、車廂乾淨、服務好﹐而且乘客都很守秩序﹐上下車排隊﹐無人喧譁。在他的印象中﹐只有北歐和日本才有這樣的水準﹐連美國都比不上。
我們生活在台灣的人﹐整天被政客的語言污染﹐被電視疲勞轟炸﹐總覺得台灣一無是處﹐沒有希望。其實﹐台灣一點都不差﹐台灣不但建立起華人地區唯一的民主體制﹐也是華人社會最文明的地方。就像余英時教授說的：台灣雖然很小﹐影響卻是巨大的。讓我們珍惜台灣、愛護台灣。
附註：作者沈寧﹐浙江嘉興人。一九四七年生於南京，後居上海。一九五三年隨父母遷北京，讀小學和中學。一九六六年大陸文革浩劫，高二停學。一九六九年到陝北山村落戶，接受勞動改造。一九七七年秋，大陸恢復高考入學制度，考入西安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分配至陝西省電視台電視劇部工作，參加電視劇編劇及拍攝制作。一九八三年夏赴美國愛荷華大學自費深造，學習東亞文化學、大眾傳播學、教育學。一九八六年夏獲東亞文化學碩士，應聘至舊金山任教。一九九０年後，在多家美國公司任職，曾任美國之音廣播電台新聞主播，亦於美國聯邦空軍軍官學院任文職教官。工作之餘，勤於寫作。除在中美港台各地華文報刊發表多種文字之外，近年出版書藉包括：《嗩吶煙塵》,《美國十五年》，《戰爭地帶》，《商業眼》，《點擊美國中小學教育》，《教官筆記》，《A Different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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